即便我的雙腳穩穩的站立在特里莎修女機場外的土地上，即便來接我的車顛顛簸簸的開進了地拉那市內，即便我的雙眼看到了我早已在網上看了無數遍的建築。儘管一切都顯示我已經來到了這個國家，可是一種不真實感還是籠罩著我，我跟自己說，你在阿爾巴尼亞了，你知道嗎？

快五個月前，我開始籌備這個項目，做聯絡，找攝像師，辦簽證，買機票，我要拍一部紀錄片。

現在只能告訴你，互聯網是個很有用的混蛋，它好像告訴你一切，其實什麼也告訴不了你。出發前的一個星期，我跟攝像在網上看阿爾巴尼亞的照片，看完心涼，那是個跟中國陝北農村長得差不多的地方，灰土土的沒有色彩。我只能在皮箱裡塞進一條紅色的圍巾，實在不想讓人覺得我拍的是一部黑白片。

結果，地拉那大街上的燈紅酒綠，咖啡店裡的乾花，女人身上的豔美服飾，唇邊鮮豔欲滴的笑容，讓我在抵達的第一天就開始嘆息，至少這裡的夜晚和巴黎沒有太大不一樣。

要承認地拉那的白天和夜晚有著很大的偏差，它的形象和我們心目中的首都實在差太遠，樣子長得有點像東莞，沒有什麼高樓大廈，一個叫Sky Tower的地方也不過30層樓，因為用水緊張的關係，政府禁止發展商把房子修到10層以上，因為泵水是個很大的問題，所以大部分房子都在10層以下。居民樓的內裡很象中國的老單元樓，樓梯拐彎的地方，一扇樸樸素素的窗，從外面卻完全看不到裡面，外牆也都很殘破。可是跟當地人攀談，才知道這樣的房子居然要相當於6000到8000元人民幣一平方米。我問你們不是一個月平均工資才差不多1200元人民幣嗎？誰住得起這樣的房子？被問的人給我一臉曖昧的笑容。有些事情你越是想了解的時候，你越是不太可能打探到。

在街上走路，不知道是因為我黑色的頭髮黑色的眼睛在這裡並不多見，還是因為脖子上那條鮮紅的圍巾有些扎眼，所到之處備受矚目。經常有人直剌剌走過來就問：中國人？我點頭，右手馬上伴著微笑伸了過來，然後用中文說你好，臉上滿是見到遠親的帶有些隔膜的欣喜。有一次居然一個人叫著毛澤東就撲過來了，搖得我的右手發麻。在法國，我經常被人先問是不是日本人和韓國人，在這裡，大家好像都覺得黑髮黑眼睛的只可能是中國人。

地拉那實在不大，隨便上哪兒都能走著就到了，結果我這個完全在巴黎找不著北的人用兩天時間就完全摸清了地形。以後每天在城市的不同地點採訪，因為大路就那麼幾條，小巷也不太多，總是在走重複的路。路邊店裡的夥計天天看到一個長得像中國人的阿爾巴尼亞女人（翻譯），一個長得像和尚的中國男人（攝像），和一個無論什麼時候都穿著長裙帶著紅色圍巾的中國女人（我）在街上狂奔。走了幾天就開始打招呼了，揮揮手，一個笑臉，好像大家是認識了多年的老街坊，很快就沒有了疏離的感覺。結果四天後我們在街上採訪的時候，大家高高興興的圍過來嘮家常。翻譯跟我說，他們好像都已經知道你了，當你是自己人了。我就順手問啊，你們哪兒來的錢買房子，為什麼滿街都是奔馳車，為什麼CD店裡有那麼多中國DVD，大家很高興的說，我們沒有工作，可是我們家有人在意大利打工，寄回來很多錢的，奔馳車，要麼是二手的要麼是走私的，中國DVD，因為那些電影重新翻譯上字幕太麻煩了，中國DVD上面有英文字母，我們會英文的人不少呢，省事。這城市真的不復雜，答案已經不需要你去找了，當你真正走進這城市，答案開始來找你了。

地拉那的市長埃迪拉馬幾年前剛上任的時候，大家都覺得他是玩票性質，因為此人本是一名畫家，早年為躲避政治迫害，跑到法國住了幾年，在歐洲藝術界相當有知名度。回去當市長，第一件事是在灰色的斑駁的破舊的居民樓外牆上刷油漆，刷上各種鮮豔的色彩。最初的時候，所有人都認為他瘋了，說你正經事不幹，你拿牆作畫布來畫畫。可是幾年下來，今天我站在Sky Tower的頂部看地拉那，眼睛在碰到那些明亮的色塊的時候，嘴角忍不住上揚。阿爾巴尼亞仍然是歐洲最窮的國家，可是埃迪拉馬以換臉的方式，讓人輕易感覺到了這國家的巨大改變。

一個在陽光下像花壇一樣綻放的地拉那，是足以讓任何一個旅行者微笑的地方。

思緒要整理一下，會寫個三五篇，等著看吧！